学校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接市教育局通知，全市各学校要组织“红卫兵”和学生“经革命风雨”，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配合运动，工厂交出了二十多个“四类份子”。

这次“运动”是“抄家”。学校党支部刘支书要被“抄家”各家的子弟带路，让他们“站稳革命立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临出发，校长把“带路人”撤消了。她说，“不能让幼小的心灵种下仇恨。”

林木森还是见到了父亲，剃着 “阴阳头”，高卷裤腿跪在煤渣上，挂着用根细铁丝吊着的几十斤重的牌子。他惊恐了，感到了恐惧；却不敢哭，周围全是警觉的眼睛……

校长的话灵验了。“运动”几乎变成了仇杀。学校的老师一个个被“批斗”，刘支书也沒逃脫，被打断一条腿。接着工厂也乱了，几乎所有领导都被批斗。于是，“阶级敌人”的范围由“四类份子”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定案的”，“审查的”与“被审查的”先后都被揪在一块，组成了一支“牛鬼精神”的队伍。

说不清，道不明。批斗，审查，林仲仁都能坦然相待，而儿女们成了“黑五类、狗崽子”，他忧心忡忡了。

在“全国山河一边红”时，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文中引用了伟大领袖**“2，2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红卫兵”又高呼着“紧跟统帅**，广阔大地炼忠心”；分赴大东北、大西南、大西北和偏远贫困地区与各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是一片热血，满腔壮志很快被繁重的体力劳动，艰难的生活环境逐渐磨损、消融了。当年这些“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革命小将”们糊涂了。政治风云诡异莫测，困惑之中，他们明白了一个最基础的道理，生存比理想更为现实。

“最高指示”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林木森自然列入这光荣的行列中。唯有这一行列，“黑五类”“红五类”的子女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一套《**选集》、一幅《**去安源》画像、一顶单人蚊帐票、一丈五尺布票和一床棉絮票。问题是下去之后能否享受一样的相待；至少不受到歧视。父母商量一番，决定想办法把林木森送回浙江湖兴老家去。

浙江湖兴人多地少。控制“知青”的接受。许多不愿去东北，西北与西南的，却寻找“关系”，把子女 “挤”进来。于是，出现称作“投亲靠友”的“返乡知青”。

林木森“投靠”的是舅舅李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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