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东征战场,鸭绿水。

远征军行进速度缓慢,一则高句丽人坚壁清野,大肆破坏道路,二则今年雨季来势较猛,雨水连绵,河流暴涨,路面更是泥泞不堪,其三则是考虑到粮草供应十分艰难,将士们不得不带足了整整一个月的口粮,同时因为千里跃进,超远距离作战,为保障速度,不得不大量减少车辆,但必要的作战装备又不能减少,相反还要增加,于是卫士们的负重远远超标,严重超出了体力的承载限度。

道路坏了,桥梁断了,有选锋军在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卫士们的负重超标,就只能自己解决了,体力好的就咬牙坚持,体力不好的就麻烦了,上官责骂是小事,拖累了团队的行军速度是大事,那是要砍头的。迫不得已之下,卫士们只好偷偷减负,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所带的口粮和衣服等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埋进土里,这样十天半月下来也就减负得差不多了。

此事严重违反军纪,但此事更严重背离了客观事实,下达命令的统帅们太官僚了,而基层军官既要面对怨声载道的士兵,又要面对不讲情面的上官和冷酷无情的军纪,稍有应付不好,不是丢官就是掉脑袋,被逼无奈,也只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对士兵的“减负”睁只眼闭只眼,视若不见。

只是,当远征军所有卫士都在“减负”,所有基层军官对此均视若不见,必会造成严重后果。事情暴露后,虽然法不责众,但造成的后果已事实存在,已经对远程攻打平壤造成了影响,为此,统帅们首要考虑的不是自己将要为此承担多大责任,而是麾下三十万远征将士的生命。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明确提议,紧急禀奏圣主和中枢,详细述说远程攻击平壤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由这些困难所产生的事实存在的、足以危及到远征军安全的巨大危险。

实际上目前粮食还能支撑,虽然卫士们埋掉了自己后半程的口粮,但辎重营的粮食足够支撑远征军半个月的用度,只是如此一来,远征军攻打平壤的时间连半个月都没有了。从军事常识来说,这一仗不能打了,条件不具备。当然了,若后方能把粮草武器及时送到平壤城下,并且源源不断的送过来,这一仗依旧可以打,但问题是,圣主是否敢保证？中枢是否敢为此负责？

尚书右丞刘士龙明确反对。从政治上来说,今年结束东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从当前战局来说,远程攻击平壤,水陆夹击,是唯一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攻击手段。而从军事角度来说,水师已经出发了,马上就要抵达平壤了,这时候陆路突然撤军,等于让高句丽人集中全部力量攻打水师,这岂不陷水师于危境？再说了,能否一举攻克平壤,粮草并不是决定性条件,只是必备条件之一,所以刘士龙认为,不能以粮草为理由,停下攻击平壤的脚步。

刘士龙坚持杀到平壤,坚持水陆夹击平壤。你连平壤都没到,你怎么知道自己就不能创造奇迹,一举攻克平壤？退一步说,就算未能攻陷平壤,大军撤回了,那也总比半途而废好,最起码对上对下都有所交代。另外更重要的是,远征军此举,可以向高句丽人表明自己不打下平壤、不灭亡高句丽誓不罢休的决心,这必然会打击高句丽人的士气,让高句丽人害怕,或许便能迫使高句丽王举国投降,或者迫使平壤内讧不攻自破。

前线最高统帅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认可宇文述的建议,他本来就不支持实施段文振遗策,从稳妥安全的角度出发,远征军理应止步于鸭绿水,先把高句丽的半壁江山拿下来,然后利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巩固胜果,囤积粮草,为明年攻陷平壤、灭亡高句丽打下坚实基础。

但他不仅仅是军方大佬,还是政治大佬,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不能只限制于军事,还必须从政治层面权衡得失,为此他不但要认真对待刘士龙的意见,还要反复思量宇文述的提议。显然,宇文述的提议居心叵测,包藏祸心。宇文述是圣主的绝对亲信,是圣主在军方的代言人,是中枢核心层成员之一,如此人物竟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这明显就不对,说句不好听的话,宇文述摆明了就是给于仲文挖坑。

此次远程攻打平壤,前线总指挥是于仲文,理由很简单,从军事立场考虑,于仲文是军方第一大佬,不但德高望重,功勋赫赫,更有丰富的临战指挥经验,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如果从政治立场考虑,宇文述位高权重,凌驾于于仲文之上,是理所当然的总指挥人选。

但圣主为什么要让宇文述屈居于仲文之下？宇文述又为何能忍受这样的委屈,甘心辅佐于仲文？官僚贵族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件事最弊屈的不是宇文述,而是于仲文,于仲文就是一“替罪羊”。仗打赢了,功劳是大家的,见者有份;打输了,第一责任者当然是于仲文。

对圣主来说,于仲文可以舍弃,但宇文述绝对不能舍弃。宇文述不仅是圣主的心腹,是圣主的支持者,更是圣主和中枢的脸面,如果宇文述出任前线最高统帅,打了败仗,宇文述固然要接受惩罚,圣主和中枢也是颜面尽失,权威丢尽。所以从圣主和中枢的立场来说,宇文述肯定要去前线,圣主和中枢唯有通过宇文述,才能如臂指使地遥控远征军,让远征军按照圣主和中枢的意图去实现攻击目的,但总指挥绝对不能是宇文述,必须是其他人,于是于仲文非常不幸地坐上了这个“烫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