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一个宫廷玻璃场也在鼻烟壶生产的黄金时代问世。清廷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设玻璃厂，隶属“养心殿造办处”，高薪聘请了德国传教士纪里安协助营建。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史实是，这位皇帝在建圆明园时在中国首次使了玻璃窗。不过，传世的料烟壶大都是乾隆时期及其以后的制品。其中的极品——料胎画珐琅彩鼻烟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当我们回顾整个玻璃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后期之前，全世界的玻璃制品，无一不是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1962年，美国的哈维·利特顿开创性地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发起了玻璃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玻璃艺术工作室运动。他倡导玻璃工艺家不要为迎合消费者而工作，而要用玻璃来表达自己的美学观。

这个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玻璃艺术大师：捷克的史丹尼史雷夫·李宾斯基和加柔史雷瓦·布勒赫瓦夫妇；意大利的李维·瑟古索；美国的戴尔·奇胡利等等。

1991年，台湾的传奇人物杨惠珊告别影坛，创办琉璃工房，并执著地给中国现代玻璃艺术品恢复它古老的名字——琉璃。其实分析琉璃的成分，它就是玻璃，而琉璃在中国明清时期所指并不是玻璃。

玻璃最让人陶醉的一点在于它的制作结果完全难以预料。经常会失败，但也有的时候，它会变成超越预期的一个惊喜。

在杨的推动下，10年之后，一如《药师琉璃光本愿经》中所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在中国成了一种人格、一种精神和一种境界的象征。

而大陆一批人包括我也逐渐成为玻璃艺术的“俘虏”。前文已经述及，我在英国胡佛·汉顿大学学习玻璃工艺参观吹制工作室的时候首次感受到了玻璃吹制工艺的神奇。当时，我就和目睹这一过程的其他观众一样，禁不住跃跃欲试。但直到后来真正拿起了那根一米多长的重重的吹管，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他说吹制一件玻璃艺术品需要“20分钟再加20年”。

那是在以玻璃业闻名于世的意大利威尼斯姆拉诺岛上，众多参观吹制玻璃表演的游人中，我自告奋勇“抢”到了那根吹管站在窑炉口。可是它太重了！我恨不得恢复北京膀爷的造型。炉口的温度也太高了！烤得我的脸都疼痛起来，眼睛也根本分辨不出炉火与料液。胡乱地把吹管插入炉内取出料液后，手背已经烤得半熟，全身汗湿，狼狈不堪。于是全然顾不上它的造型了，我草草一吹了事，心底不得不佩服当年那位示范的艺术家吹制玻璃时魔术表演般的轻松自如。而简单地吹制一只灯泡还是比较容易的，吹制一件艺术品就很难了。说它需要20年的积累虽有些夸张，但6年以上的训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随着温度变化，玻璃可以在固态和熔融态之间渐变、逆转，这个性能赋予了它无限的可塑性和加工可能。而其加工工艺无非两大类：一类要将玻璃加热，称为热工，从某种角度讲，玻璃的美丽正是这样浴火而生，它的神秘也来自火的洗礼。另一类则是在室温下进行研磨、切割等，对应地称为冷工。几乎所有的玻璃艺术品都需要这两种工艺相结合，才能修成正果。

说起来，玻璃让我最心醉神迷的一点在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制作，它的结果是完全难以预料的。经常它会失败，成品与事先的预期相去十万八千里，让人垂头丧气，只能痛定思痛以后卷土重来。也有的时候，它变成了预期之外的一个惊喜，它比预期的还要绝妙、美丽，于是我会热血沸腾，犹如买彩票中了500万大奖。

特别是窑铸玻璃，因为成品的神秘被吊人胃口地放在了一个极其漫长而且繁杂的过程之后打开窑门的一刹那。等待一件新的玻璃作品出窑时的玻璃艺术家，常常就像徘徊在产房之外的准爸爸一样备受煎熬。而创作一件玻璃艺术品的成功率要比婴儿的存活率低得太多了

在西方人们相信玻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佳礼物。而玻璃的魅力从教堂的玫瑰窗就可见一斑。

我至今不能忘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圣马切尔大教堂里第一次看到彩画玻璃时的感受。当时，高大空旷、庄严肃穆却略带昏暗的欧洲著名古典教堂中，古板、单调、凝重的宗教氛围包围了每一个人，我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宗教令人窒息的权威。幸而抬起头，我发现这幽暗的教堂里隐隐约约有一丝丝迷人的光线。由这一丝丝光线牵引过去，映入眼帘的正是那宏大的美不胜收的彩绘镶嵌玻璃窗。在昏暗中突然看到这么瑰丽的、精致的玻璃，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从实用的物质角度衍生出的玻璃工艺品成了人们享受精神生活的一个层面。小到与服装搭配的挂件、耳环，大到用作装饰的背景墙等建筑材料，无不渗透着玻璃的享受价值……它使空间环境诗意般地艺术化，蕴含着浓郁的生活情趣。于是，人们在享受着可口可乐、麦当劳、电器、汽车的同时，能够叫出施瓦洛奇、康宁、琉璃公房、琉园、圣鼎、夏氏、匠门等玻璃品牌。玻璃已经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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