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并不是口不对心。随意糊弄宝鼎，他从宝鼎的话里忽然想到了当初自己逼迫其走出乌氏的时侯，身边近侍大臣们的告诫。

宝鼎身份特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伤人，也可以伤己。现在的事实就是如此，宝鼎这把双刃剑太锋利了，但自始至终，他都是一把剑，就如他自己所说，他就是给所有人用来谋利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有生命，而且天赋异禀，他把事情的本质看得很清楚，那么他自然不甘心做个工具，他要逆转，要把所有利用他的人做为他自己谋利的工具。

这个逆转需要一个决定性的前提，那就是他的实力超越所有，否则他这一辈子就是个工具。

秦王政和宝鼎一样，也是权力博弈的工具。他是大王，但咸阳宫里还有华阳太后。所以他就像过去的昭襄王，就像现在的齐王建一样，虽然不是傀儡，但王权受到了极大的掣肘，至今也只能算是个工具。秦王政正是因为不想做个工具，所以才奋力搏杀。

兄弟两人的处境基本相同，兄弟两人各自代表了咸阳权力场上利益诉求相对立的两大阵营，为此不得不自相残杀。兄弟阋（xi）墙的最大受益者是谁？不是秦王政，也不是公子宝鼎，而是构筑成这两大阵营的卿、大夫和士三大贵族阶层。

这个时代的王国是礼制的王国，礼制是贵族用等级的形势来巩固贵族内部组织和统治普罗大众的一种手段，礼制是一件金光灿灿的华丽外衣。按照周礼，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和士是贵族，皂、舆、隶、僚、仆、台是庶民和奴隶。贵族之中，王在权力之巅，接着由诸侯、卿、大夫和士依次构筑了一个权力金字塔。具体到咸阳朝堂上，贵族阶层就包括宗室、外戚、军功和士卿四大贵族集团。

君王可以驾驭这四大贵族集团，同样，这四大贵族集团也可以反制君王，不管是“驾驭”还是“反制”，权力永远在斗争中此消彼长，“驾驭”和“反制”也在不停地转换。秦王政需要随心所欲的“驾驭”权，而公子宝鼎正在努力“反制”。权力斗争的根源是利益，只要有利益之争，必定就有权力厮杀。

宝鼎这句话等于告诉秦王政，他看到了兄弟阋墙背后的实质。但这还不够，他认为自己必须把权力背后的利益之争说清楚，让秦王政正确认识兄弟阋墙的原因，让他能够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改变，不要再非常粗暴地把自己和老秦人当作敌人，而忽略了真正的“对手”，假如秦王政在思想上继续走既定的老路，那么未来兄弟两人还是要手足相残，帝国还是要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宝鼎滔滔不绝，从理论上阐述权力博弈的本质。

宝鼎是宗室贵族，宗室贵族处在权力金字塔的上部，就在王的下面，和君王的利益联系最为密切。变法之前，宗室贵族在王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占据着最大的比例，但变法之后，尤其在变法成功的秦国，宗室贵族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减少。秦国变法之所以成功，国力之所以增强，正是得益于对宗室贵族权力和财富的有力剥夺。

现在咸阳权力场上两大阵营中，以宝鼎为代表的阵营里，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宗室贵族和军功贵族的结盟。而这两个贵族集团正是在王国权力和财富分配中所占比例最少的两个集团。

咸阳士卿贵族的构成比较复杂。有外戚，有世代传承的本土士卿，有从关东而来的新贵士卿，而关东系的新贵士卿大都出自寒门，因为在本国找不到晋身出路不得不远赴西秦，所以，他们和本土寒门出身的新贵士卿有很多共同点，利益上追求一致，所以这个集团人多力量大。

这个新贵集团锐意进取，以变革来强国，以强国来实现中土的大一统，但同样，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也是永无止境。

变革自然要伤害既得贵族利益集团，外戚士卿就属于既得贵族利益集团，因此与新贵士卿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但新贵士卿的背后有大王做支撑，于是，外戚士卿理所当然地与宗室贵族、军功贵族走到了一起。

昭襄王为什么杀死武安君？因为分封制。分封制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新旧两大贵族集团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

旧贵族试图用分封制来占有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事实上就是与君王共享权力和财富，也就是不但要权力和财富的所有权，还要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

新贵族则用郡县制来实现中央集权，把权力和财富集中到中央，名义上是君王独享了权力和财富，实际上是把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所有权分开了，君王拥有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而新贵族拿到了权力和财富的所有权。

是控制权重要还是所有权重要？当然是控制权重要，君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独揽大权，一言九鼎，臣下俯首听命，忠贞不二。君王命令臣子治理王国，王国权力和财富的所有权随即全部落入臣子手中，臣子贤则国兴，臣子奸则国衰。

分封制中，诸侯封君把封国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所有权集于一身，于是有了春秋战国六余年的争霸兼并。变法兴起后，各国变法者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分封制，就是削弱诸侯封君的权势，而办法就是把封国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所有权分开。控制权上交中央，所有权归属诸侯封君。比如军队，军队是封君的，但发兵之权在中央，不经君王同意私自调动军队，那就是谋反。比如赋税，田地和市场都是封君的，但收缴赋税的比率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是乱国。

今日秦国的分封制与一百多年前秦国的分封制不一样了，封君的权势被最大程度地削弱，但封君还是拥有相当大的特权，尤其在经济上享有特权。你不给我权力，就要拿财富来补偿。这种妥协到了今天不行了，王国就这么大，财富就这么多，旧贵族享有的财富多，新贵族拿到手的财富自然就少，于是新贵族不遗余力地推行变革，以大一统为前提强行加快中央集权的进程，试图冠冕堂皇地掠夺旧贵族的权力和财富，把他们彻底打倒。

“这显然违背了事实。”宝鼎说道，“大秦从商鞅变法开始。到现在一百余年了，‘法治’才有今日之成果。由此推测，当中土统一了，把秦制推行到整个中土，让中土所有人都遵从秦制，又要多长时间？今日秦制距离‘中央集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中很多变革要一步步来，要循序渐进，这又要多时间？以我看，在整个中土实行秦制，至少需要二十年，而实现中央集权这个目标，至少需要一百年。”

秦王政陷入沉思。

忽然，他摊开案几上的竹简，伏案疾书，把宝鼎所阐述的观点详细记录了下来。

写完之后，他又仔细默读了几遍，其中几处不明白的地方他又询问了宝鼎，然后做了注释。

“你是个天才。”秦王政摇头叹道，“寡人不及你。”

“我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小子。”宝鼎笑道，“人在这个世上要物尽其用。王兄适合做君王，王兄统一了中土，建立了帝国，那就是名垂青史的伟大君王，而我就是王兄的小弟，适合拎着把刀为王兄冲锋陷阵。”

秦王政笑笑，看看刚刚写就的文卷，“这是家事？”

“当然，如果不是家事，我敢肆无忌惮地畅所欲言？”宝鼎举手在脖子上砍了一下，“如果这是朝堂，恐怕王兄早叫甲士把我拉下去砍了。”

“寡人砍你干什么？”秦王政笑道，“任何一个国策的拟定都关系到国之存亡，理所当然要听听各方面的建议和看法。你今天这番言论让寡人受益匪浅。在你看来，中央集权的步子要放慢，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寡人放慢步伐。咸阳就纷争不断，这导致寡人没办法集中所有力量去统一天下。”

“所以我希望王兄慎重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立后。”宝鼎看到秦王政的脸色即刻阴沉，急忙补充道，“家事，这纯粹是家事。王兄，我明天就要走了，你我再见面恐怕要到天下统一之后了，难道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聊聊家事？”

秦王政脸色稍缓，但没有说话。

“王兄，现在咸阳的矛盾非常激烈，你我兄弟甚至要手足相残，如果不设法缓和矛盾，就算明天我走了，王兄还是控制不了咸阳的局面。”宝鼎叹道，“我该说的都说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我也解释了，当然，在你看来或许是错误的……”

“你是对的，寡人认同。”秦王政说道。

“王兄既然认同我的看法，那么形势的发展就很好推断。我死了也罢，活着也罢，这个矛盾都会越来越激烈，最终将把帝国推向不可预知的未来。”宝鼎言辞恳切地说道，“王兄叫我走，我就走，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吞并六国一统中土。我们再来个十年之约，十年内，王兄将一统中土，那么统一之后帝国的国策是什么？”

“治理一个疆域万里的帝国，和治理今日的秦国根本是两回事。统一后，王兄面临一个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矛盾的焦点所在，这个矛盾解决不好，其它所有问题都解决不好。解决这个矛盾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在斗争中妥协，在妥协中斗争，力争寻求一个各方都能满意的解决之策，以便平稳度过帝国诞生之后的危险时期。等到帝国稳定了，内忧外患都妥善处置好了，国力也强了，王兄再度变革，那就是厚积薄发、一蹴而就的事。”

“由统一后的的政局再逆推统一前的政局，那么正如王兄所说，咸阳要稳定，咸阳稳定才能保证中土可以尽快统一，但王兄现在所想的对策，可以保证咸阳的稳定吗？”

“你当真以为十年内可以统一中土？”秦王政反问道。

“假如我的预言实现了呢？”宝鼎也反问道，“那么在这十年内，王兄应该如何稳定咸阳？”

秦王政沉默不语。

“咸阳要稳定，王兄要控制大局，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后立储。”宝鼎说到这里长长叹了一口气。如果秦王政早在亲政之后就确立了太子，那么历史将如何改变？历史一定会改变，我只要让秦王政立储，历史轨迹必然发生偏转，那么即使我死在了统一战场上也可以闭上眼睛了。

秦王政还是以沉默应对。

立后立储，如果楚国公主为后，扶苏为储君，楚系外戚必定持续控制朝政，这和秦王政独揽大权，把大秦固定在“法治”轨道上飞速前进的想法背道而驰，他绝对不能答应。

“立后立储对王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宝鼎继续说道，“王兄所顾虑的无非是楚系长久控制朝政，但假如王兄把宗室和老秦人拉到朝堂上，再配以关东人，那么朝堂上就是四足鼎立，这肯定有利于王兄巩固和集中权力。”

秦王政暗自冷笑。

宝鼎刚才还在说旧贵族和新贵族之争，宗室、军功和外戚都属于旧贵族，这三大贵族一旦在朝堂上联手，秦王政的变革强国、统一中土的大策略势必遇到空前阻力。宝鼎这句话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